套利胡子,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炒股都是赔钱的?
“为什么知名经济学家炒股总是亏?”
何以见得?有例为证。
梦幻组合150天亏掉45亿美元
公司创始人是被称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之父约翰·麦利威泽,合伙人中包括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和马龙·斯科尔斯,这两人被称为现代金融学之父,还包括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大卫·穆林斯,说这个组合是“金融梦之队”一点不为过。结果呢? 亚洲金融危机触发的“黑天鹅”事件,1998年,他们在150天内损失了90%的资产,按照当时的汇率,巨亏近400亿人民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输光奖金
1975年经济学家库普曼斯与康托罗维奇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号称根据他们的理论,投资就无往不利。不过当他们用这笔奖金来证实这个伟大的理论的时候,很快他们就用自己的无敌理论把得到的奖金亏得精光。
美国数理经济之父亏成渣
在胡佛时代,经济学界威望最高的莫过于欧文·费雪,这位老先生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更精密的科学。1929年股市崩盘不到两周时,他却发出好几代人都不能忘却的预言:“股价将达到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这话听起来跟2015年时“4000点刚起步”有异曲同工之处),结果在那场股灾中,数以千记的人跳楼自杀。费雪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
对于经济学家,很多投资界的大拿都不屑一顾,我们举几个例子。
索罗斯:经济学家就是反向指标
2007年8月,乔治·索罗斯邀请了华尔街顶尖的经济学家和投资家,在纽约长岛最东端的南安普敦举办了一场午餐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我们是否即将经历衰退。 21个与会者中19人表达了乐观的看法。仅有两人不同意此观点,其中之一就是索罗斯。会议结束后,索罗斯更确信金融危机肯定会来——经济学家和专家的话,那都是反向指标,你见过他们赚钱吗?一年后,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股灾,索罗斯躲过一劫。
彼得·林奇:经济学家不过尔尔
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时代杂志》评他为首席基金经理,曾花13年时间打理的麦哲伦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对共同基金的贡献,就像是乔丹之于篮球的彼得·林奇,对依赖经济景气预测作为投资判断观点的经济学家嗤之以鼻,在它看来,美国有6万名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预测到1987年的股市灾难。
巴菲特:经济学家的预测对未来市场没有任何作用
在国内誉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也对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屑一顾,随着和现代数理统计的结合,经济学家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技术流”。他们安安静静地在书斋里画着和现实无关的图表、曲线,自认为从历史统计数据和自己创造出来的模型中可以输出对未来市场状况的预测。巴菲特及其搭档的言论重重地扇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耳光:经济学家的那些宏观数据堆砌,那些复杂模型,对未来不确定的市场状况的把握没有丝毫作用。
那么,在经济领域里做出过杰出贡献、成为很多国家经济智囊团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在股票投资领域玩不转呢?我相信不只我有这个疑惑,你看,连英国女王也有。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给出了一个答案: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是不是跟蝴蝶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经济学家投资都不成功,实质上,一些登上人类经济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炒股水平可都非常厉害。
大卫·李嘉图
这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集大成者,老爹就是股票经纪人,最经典的一役源自滑铁卢战役前四天买入英国债券,拿破仑失败后,爆赚一笔,看来大卫哥是做超短线的一把好手啊,据说他去世时资产大约70万英镑。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想不到吧,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大胡子老马,同时也是《资本论》的作者,可是位经济学不世出的奇才。他利用英国刚刚通过《股份公司法》的消息,分四次建仓,用一个月的波段操作将600英镑成功的炒到了1000英镑,然后落袋为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很得意的说:“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就做起股票投机生意来了,不过效果还不错。我用那600英镑赚取了400多英镑。这下我暂时不用你和朋友们的资助了。”老马同志对于题材的解读,仓位的把控,止盈的果断,简直堪称是艺术的操作,最气人的是评论自己炒股的口吻——“我只是赚了点小钱”而已,你服气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现代经济学之父,著作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引发了凯恩斯革命。凯哥不只是经济学家,他还是基金经理,同时还运作剑桥皇家学院的资金,什么股票啊、期货啊他都玩。他提出著名的股票选美理论,至今依然被不少短线高手津津乐道,即买股如选美,你个人觉得美不好使,需要大众觉得美。怎么样,是不是跟龙头战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在1920年初始的投资组合价值16315英镑,在他1946年去世时他的净资产达到了411000英镑。期间还经历了1929年的大萧条,能取得25倍的收益,真乃神人也!
所以你看,优秀和卓越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所获得的成就却是天壤之别,像这些卓越的经济学家,名声赚到了,钱也赚到了,还透着那么一股仙风道骨,真叫是羡煞旁人啊。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个经济学家不甘寂寞,准备在股票市场上小试牛刀。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向人提供股票投资的建议和代理股票的买卖。结果客户不是套牢就是割肉,亏得哭爹喊娘。而他自己的收入连租金水电都不够支付,在赔光了几百万美元之后,也只有惨淡收场,从此专心做经济理论及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混美联储,他的名字是艾伦·格林斯潘。
2007年8月,乔治·索罗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融大鳄,邀请了华尔街顶尖的经济学家和投资家,在纽约长岛最东端的南安普敦举办了一场午餐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我们是否即将经历衰退,21个与会者中19人表达了非常乐观的看法。仅有两人不同意此观点,其中之一就是索罗斯。会议结束后,索罗斯更确信金融危机肯定会来。一年后,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股灾,而索罗斯躲过了这一劫。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宏观经济学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界知名学府伦敦政经学院的一次奠基仪式上问在座的一众殿堂级经济学家:为什么你们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的理论的一次失败。
当然,经济学家炒股也不都是亏钱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炒股生涯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失败的,几乎全军覆没,后一阶段是成功的,斩获丰厚。在第一阶段,他的炒股观主要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资买卖股票基于所谓“长期预期状态”。后来,凯恩斯发现经济的未来发展不可预测。于是凯恩斯改为把握未来几个月的行情走势。凯恩斯从来不把内幕消息看在眼里,有一次他说,如果华尔街的交易商不那么看重内幕消息的话,他们一定能赚大钱。凯恩斯在财务方面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他自己的炒股秘诀就是仔细地审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那著名的股神巴菲特和他如出一辙。
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描述人的非理性,正是因为他理解了人类的行为特征,才能在后半场剪别人的羊毛。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的“选美理论”,指出金融投资如同选美,在有众多美女参加的选美比赛中,大家各自投票,票多者获胜,猜中者获奖。你应该怎么猜?凯恩斯告诉我们,你不要猜你认为最漂亮的美女会赢,而应该猜大家、这些评委的心目中谁是最合适的美女。这就是所谓的选美理论。
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的话呢,我们的业界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实。
比方说,你同时见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师或者经济学家,他们代表不同的风格;一个人呢,他可能逻辑都是对的,他说的都是头头是道的,而且符合我们经典的原理,但是呢现在他的结论可能是错的,那这种经济学家对你来说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另外还有一种局面就是这个经济学家或者分析他的判断都是对的,可是他的逻辑听起来都是荒谬的,或者错误百出,那这两种分析师对我们的投资或者一般的大众来说,谁会更有价值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那这也就是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所遇见的风险。
那我们分析师里头有一个蛮著名的例子。一个新出道的这个分析师呢,当他第一次去见客户的时候呢,因为经验不足,所以他的分析通常只有30%的胜率,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推荐的投资,成功的概率只有30%,这个分析师受到了投资人的巨大的欢迎,每次他来做路演的时候,大家都是倾巢而出,认真的听他讲每一段和每一个相应的决策,他觉得受宠若惊,为了对得起这些投资人,能够真正的回报这样一些看重它的客户,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他去念了这个博士、MBA,学了更多经济学的知识,因为他想提升他自己预测准确的概率。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地把原来只有30%的成功概率提升到了接近50%,这时当他再去给客户做路演的时候,他发现客户就像突然变了一副嘴脸,没有人再愿意搭理他,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也觉得非常胸闷,为什么我提高了我的预测的准确度,让大家不再搭理我了呢?因为很简单,当他的预测准确程度是50%的时候,等于没有提供任何价值,而当他的预测程度是30%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反向指标,也就是按照他说的反的方向去做,就一定能够获胜,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例子。
其实,预测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独有的,自然科学虽说比经济学靠谱,但是科学家也经常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霍金,他被看作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被称为“宇宙之王”。科学史上围绕黑洞有过4次著名的赌局,霍金参与了3次,但很遗憾,他都输了。霍金最新预言是:地球将会在2032年受到小行星撞击,这次撞击很可能引起世界末日人类将在2032年毁灭!霍金称这次的小行星的威力是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威力的100倍。相当于3000多颗核弹同时爆炸的威力!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预测经常会不那么准呢?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我觉得任何的预测都是在做一些冒险。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蝴蝶效应的说法,所谓蝴蝶效应,就是在南美洲巴西高原上的一只蝴蝶,它微微扇动了翅膀,都有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大洲上的一次风暴。所以,我们恐怕不能对预测太认真。也不能仅仅用预测的准确与否作为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其实,每一个结论都有其存在的前提,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得到的。而大家,或者说大众,往往喜欢断章取义。
整体而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预测上要比自然科学犯错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方法论的差异引起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实体世界。原则上来说,世界是客观的,从而是可以认知的。但社会科学却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构成的这个社会,研究的是我们自己。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灰心,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认识自己。就好比我们要描述自己站立的位置时,我们需要找相应的参照物,参照物越多,位置描述就越准确。这就说明了在看待一个问题时,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如此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经济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假设,在前面的课程中大家也都感觉到,就是人的一个理性。人的理性是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我真的是那么理性的吗?我们真的是那样每分每秒精于计算,或者辨明是非的吗?可能并非如此。
举个例子,很多的行为经济学的这些论证显示,我们对待损失跟盈利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500块钱的损失或者说是得利,我们通常觉得损失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果,会大于同样金额所带来的正面的效果。也就是说,人天生可能是厌恶风险和厌恶损失的。那么这种不对称性,就使得我们对金融资产的未来前景的判断可能就会发生所谓的偏移。
同时,即便我们的每一个人,是理性的,也会引发群体的不理性。比方说我们所看到的,股市上的羊群效应: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这支股票的估值是合理的,所以每个人都在买入,那不断的买入就会导致它的估值最终偏离了他应该有的一个价值,所谓引发的羊群效应。而当这个损失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出场,我应该出货、清场,但是,所有人都一块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着火的这样一个房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夺路而逃,因为门已经被着急逃跑的人群所挤坏。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宏观经济学预测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其实我们通常愿意把经济学视为一种归纳的科学,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我们也比较喜欢一种演绎的体系,也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抽象的模型或者方法来描述各个经济变量之间一些机械的甚至是物理学一样精密的一些关系。
当然,这样一些抽象的模型有着它自身的美感,但是由于抽象掉了太多的真实世界的因素,当他们来做未来预测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显得相当的骨感。那作为归纳科学,他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通常是认为过去所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会不断的重复,而不断重复构成了我们的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就指导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预测,所以很简单,大家通常会假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会以一种线性外推的方式发展或者进展到未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尽管整个世界看起来它是进化过程是缓慢和渐变的,但是正是由在关键时点上所出现的重大的事件或者重大的变化,才是引发整个范式变化的最重要的催化剂,而这使得一贯按照经验所得预测的未来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真正分析的价值所在。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经济学呢并不神秘,他只是一个视角,是一个分析工具,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往往很难用其他学科进行合理的解释。当然,就像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的,学习经济学,你还能防止被经济学家忽悠。我的看法是,预测是高风险的,但是不预测风险可能会更高。
为什么要有企业?
想吃辣酱,下楼一趟,花10块钱在小区超市买瓶“老干妈”,拧开盖来立享。
即便你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开瓶辣酱伴饭也不是什么奢望,这背后,靠的是企业的力量。
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第一大理由谁家的东西好,价格还便宜,就买谁家的,这是市场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什么事儿只靠单干——个人直接和市场打交道,最划算。
地里的西瓜可以每斤只卖5毛,超市里卖到了每斤两块五,但你不会开着车去瓜农田里买俩西瓜。道理很简单——省的这点钱,不够开车的油钱。
企业,说白了,就是组织一群人,为社会生产东西或者提供服务。
这一群人,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明确的分工,谁是老板,谁是经理,谁是研发,谁是生产,谁是财务,谁是销售……,可以一专多能,但依然要各司其职,一周共同干满40个小时,目的就是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卖出去。
企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企业里的人虽然岗位不同,但是大家要手拉手、肩并肩、背靠背,团结一心开拓市场,发展客户,创造财富。
试想,如果没有企业,大家都是单干,那每个人每天要跟多少的陌生人打交道,要跟多少人讨价还价,要应对多少不靠谱的事情?每一批产品如果都是经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交易才能面世,其数量和质量怎么能有保证?
想必是东西还没出来,你已经心力交瘁了。
自由可不能包治百病,相反,它意味着贵得要死的交易成本。面对市场上巨大的交易成本,人们主动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放弃自己一部分的权益,进入组织,听从组织安排进行工作。
这个组织,就是企业。
企业也不是越大越好。
企业,把散落的人力“珍珠”,串成了美丽的“项链”。项链项链,戴在脖颈,点缀穿搭,烘托品味。
如果项链太大、太重,便成了添足的蛇,媚俗的壳。
企业的存在,虽然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但并不是说,企业八家变四家、四家变两家、两家变一家,交易费用就能够大大减少。
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企业之所以不会越做越大,是因为企业内部也有管理成本,协调工作的难度会随着企业内部员工人数的增加而急剧增加。
1+1+1>3,这是企业存在的第二大理由肉粽好吃,光有糯米远远不够,竹叶、肉馅、盐、糖、酱油,一样也不能少。光这样还够。只有馅料包进竹叶,再经过水煮,才会咬一口满嘴流油、香气四溢。
企业也是这样,既要各有各个专长,又要共同交响,才能产生比每一个成员单独产出之和大得多的效用,才能释放1+1+1>3的“超能量”。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企业有两大作用,一曰套利,二曰创新。
新疆的西瓜个大皮薄、味甜汁多,你把它们运到东部沿海赚上一笔,这就是套利。改开以来我们搞“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本质上也是一种套利。
然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套利,而是创新。
吉列刮胡刀的创始人吉列,最早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为了给客户留下干净、专业的形象,吉列需要经常刮胡子。但是,老剃刀不仅刮胡子费劲,而且很容易把脸刮破。于是,吉列就萌发了一个主意——能不能研发一种安全保险、 使用方便、刀片可更换的剃须刀?
正是抓住了刮胡子费事、容易“破相”这个消费痛点,吉列经过8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开发出了广为人知的T型剃须刀,不仅让广大男士不再为剃须烦恼,而且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说回咱们国内。人口红利不再,如今的企业想爬坡过坎,唯有创新。
难,难,难!遇上Y情的中小企业日子更难。
人力在涨,原材料在涨,能源价格在涨。“你低,我比你还低”的价格战已难以为继。
唯有深度理解人性,调研市场,发现潜在的消费需求,并将其产品化,企业才能在汹涌的市场大潮中永立潮头,赢得一席之地。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生活需要理性之光。请@智爱Pie。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共同做复杂世界的明白人。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思维误区?
生活中有很多的常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并认为是真理,其实很多都走入了误区,下面我就来讲一下食物的误区。
方法/步骤红薯。人们认为红薯的含糖量高,吃红薯容易发胖而且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这是错误的,吃红薯能有效地阻止糖类变为脂肪,有利于减肥、健美。每100g的红薯所含的糖分远远低于大米和白面,糖尿病患者适当食用是可以的,而且红薯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在肠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能刺激肠道,增强蠕动,通便排毒,尤其对老年性便秘有较好的疗效。
香蕉,人们都说吃香蕉治疗便秘,有人就空腹吃香蕉或者一次吃3、4根。这是错误的。香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很大一部分不会被消化和吸收,但能令粪便的容积量增大,并促进肠蠕动。但是只有熟了的香蕉才可以,如果多吃了生的香蕉不仅不能通便,反而会加重便秘。
市场上出售的未喷农药的水果不用洗,这是错误的。即使绿色水果,吃之前也要用水仔细地清洗干净。水果果皮上(例如草莓)会存在一些细小的虫卵,它们是看不见的。倘若水果不洗净就吃,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南瓜,一种普遍的蔬菜,吃起来甜甜的,那就有人提出,血糖高患者不可吃,这是错误的。家里有人血糖高,每天早晚吃半斤水煮南瓜,三个月后不但血糖未上升,反而下降了,所以多吃南瓜易于降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食用。
生吃鸡蛋降火,很多老年人在夏季都会用水冲生鸡蛋,说祖辈传下来的,这样降火,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鸡蛋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携带细菌,有时细菌会深入鸡蛋中,如蛋中有沙门氏菌,还会引起食物中毒,即使菌量极少,也足以引起食物中毒,还会传染人畜共患的弓形虫病,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
现在的人工作忙,有时早餐来不及吃,就喜欢喝杯牛奶就当早餐了,殊不知这种做法很不好。食物经过了一晚上的消化吸收,胃肠道里几乎空空的了,早晨起来空肚子喝牛奶,牛奶还未等被机体充分的吸收,就顺着空空的胃肠道排了去,造成营养的极大浪费。而且会损害胃黏膜造成胃痛,时间长了会导致浅表性胃炎,有损身体健康。
END注意事项什么食物要食用适量,不可随性而为。一代贤帝王莽为何被黑几千年?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所以,白居易说“辨材须待七年期”,时间不够,你根本分不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没篡汉的时候,王莽谦恭着呢。
但谁能想到王莽成了篡汉贼子?篡汉了,野心暴露了。所以,只有时间够了,王莽才能被证明是个大坏蛋。
但是,白居易的这个“辨材须待七年期”的方法论,也有问题。简单说就是“七年期”远远不够。即便再给更长的时间,你也无法辨别王莽是好是坏。
因为,臧否人物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当时,王莽那不叫篡位,而叫受禅。汉朝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了王莽。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家天下以来,商灭夏、周灭商、秦扫六国、汉一天下,啥时候和平过?又啥时候搞过禅让?
王朝更替,往往天下血染、百姓屠戮。甚至,王朝内部的权力交接,也会腥风血雨。但是,王莽竟然通过一场禅让,和平地实现了王朝更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佩服王莽。
关键是王莽代汉建新,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王莽当皇帝,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不仅不反对,反而很拥护。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孺子婴立为太子,王莽垄断朝政。这时候,王莽已经权势熏天。所以,反对派必须有所行动。
当年,身为刘氏宗亲的安众侯刘崇发难,率数百人进攻宛城。但,此次起义纯属行为艺术。起义军连宛城的城门都没攻破,就失败了。
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帝,同时通告全国,号召大家一起造王莽的反。
随即,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响应翟义号召,爆发了赵明、霍鸿起义。同时,天下震动,翟义“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翟义起义,的确声势浩大,但也只是汉书所言。从时间上看,就会发现问题:翟义起义,当年平定;赵明、霍鸿起义转年年初平定。
这种量级的反对,完全不够。而且,还适得其反了。
朝堂大臣认为之所以爆发起义,是因为王莽权力太轻。于是,“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随即,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朝臣建议,诏命王莽为“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
起义不仅没有削弱王莽权势,反而给王莽“篡位”提供了助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的解释就是:朝堂大臣普遍支持王莽、拥护王莽。王莽认为自己当个周公就行了。但大臣们认为周公不够,王莽必须做“假皇帝”。甚至“假皇帝”还不够,王莽应该做真天子。
于是,公元9年王莽正式受禅登基。
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反动作,你能说王莽是在篡位吗?我们看一看董卓乱政和曹操挟天子,就会更清楚。别说地方上割据造反,就是中央朝堂也是政敌环伺。这两个家伙必须杀几个三公高官才能镇住局势。但王莽有没有屠戮朝臣?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剑桥中国史》记载说:“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年到公元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但是,汉武帝一代雄主,却在公元前88年遭遇过一场政治谋杀。始皇帝雄霸天下,也曾在公元前216年兰池遇盗。
可见,王莽的地位相当稳固。
即便“王莽篡位”了,那你能说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班固肯定这么认为。所以,班固
评价说: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但问题是班固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作为东汉大臣,他就不可能不带政治色彩而客观公允地评价王莽。
那么,当时是怎么看待王莽的?
即便当了皇帝,王莽也没被看成篡汉的奸雄。当时的普遍共识是汉朝气数已尽,所以需要改朝换代。而要改朝换代,那就王莽当皇帝。
古人讲盖棺论定,而就王莽来说,不仅篡位不能论定,就是盖棺了、也难以论定。近代以来,围绕王莽的翻案之声,比比皆是。
胡适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对于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政策,胡适都极为认同。
而执此正面评价的,还有翦伯赞、何兹全、葛承雍,等等。
在这些人看来,王莽何止是一代贤帝,甚至被冠冕了“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改良主义者”、“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
而这些正面评价的立足依据,主要是王莽在篡位前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改革政策,被胡适概括为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
这个概括不仅不够全面而且重点也不突出。而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捕捉到王莽改革的初衷。
公元9年,王莽推出改革法案:一是取消土地私有;二是禁止奴婢买卖;三是取缔土地集中。
其中取缔土地集中最为雷霆。因为其直接针对垄断土地的豪族集团。法案规定:凡家中不够八个男丁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就必须把土地赠送给亲戚和邻里。
这个政策,你没法用是与非来评价,而只能说它足够大胆、足够理想主义。就简单一个问题:你王莽凭啥这么改革?
王莽说: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从理想出发就该这么做。而这么做,对大新人民有好处。
但王莽的初衷真是为了大新人民吗?为啥非是900亩而不是800亩或1000亩?
因为井田制是900亩,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王莽改革在方式上是理想主义的:这么做、多好啊,大新百姓人人有田种;而王莽改革在初衷上却是复古主义的:这么做、合王道,儒家经典怎么记载、大新人民就该怎么生活。
所以,这种改革就是扯淡。
但正如罗素的婶婶劝诫罗素所说:在政治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从一个乱局到另一个乱局。
你能说人家王莽这么做毫无道理吗?不能。而且,这么做也有现实的必要。首先,土地集中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其次,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土地分配方案不好,却谁也拿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主张。于是,人家王莽“纵深一跃”了,这要算有政治魄力和政治担当。
但问题是这个复古主义的土地改革,根本无法走通。
首先,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族肯定不答应;其次,一家八个男丁耕种九百亩地则纯属本本主义;第三,并未触及土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本质。
大豪族不答应,这都不用论证。你家有三千亩土地,然后王莽一改革,至多给你剩九百亩,你能满意吗?关键,你还不是一个怂人,而是土豪。不仅有权而且有势,甚至还可能有一批打手。所以,你肯定要跟王莽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而这个九百亩,都不是拍脑门的问题,而是完全不顾现实,更无法解决自耕农普遍贫困和失去土地的问题。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一个五口之家,除去服役的两个人,这家人再怎么辛勤劳作,也无法耕种百亩之地、收获百石粮食。赶上年景不好和官府加税,只能卖儿卖女。所以,西汉晁错的建议是:从市场和货币方面想出路,即贵粟。粮食贵了,种的粮食就能买上价,而老百姓才能用钱交纳人头税,也才不会被高利贷盘剥。
那王莽呢?直接往均田方向努力了。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这么做就是南辕北辙,根本不会让大新人民受益。
当然,王莽一定会这样回答:大新人民是否手益,仅是次要问题;实践儒家经典的生活方式,才是主要问题。我王莽的改革,可不是奔着钱去的,而是奔着主义去的。
可见,王莽的初衷也不是让大新人民受益,就是单纯地玩复古主义和本本主义,是要恢复儒家经典记载的井田制。
废奴,其完整表述应该是禁止私人买卖奴婢。这个理想的确丰满,但理想不能当饭吃,因为现实很骨干。
当时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想当奴婢而不得的时代。因为投靠豪族大户做部曲,会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
天灾了,怎么办?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根本扛不住天灾,但豪族大户可以。加税了,怎么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肯定扛不住官府,但豪族大户可以。
如果不是普通百姓积极投靠,豪族手中就无法集中那么多土地,豪族家中也不会拥有那么多奴婢。
而且,王莽的废奴政策,也完全无法落地。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可以逃避的漏洞。废奴的起码底线,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口。但,王莽能知道吗?如果普通百姓自愿委身豪族,那朝廷该怎么查出来?
不正确的改革、不良善的改革,未必不能落地。但,阻力太大的激进改革,一定难以落地。
于是,王莽的土地改革遭遇了民间社会的广泛抵制。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就被关监狱。最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了。于是,王莽怂了,在公元12年就取消了法案中的激进措施,又允许土地集中和奴婢买卖了。
土地国有、禁奴,是理想丰满,那均产呢?这更是空中楼阁。
均产的主要措施是五均六筦。
其中五均,具体是设立五均官来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市场以统一的价格销售谷、布、帛、丝、绵等民生物资。而六筦,具体是对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实施专卖和征收税赋。此外,还有一项名为赊贷的政策,主要是国家提供放贷职能,并按照每月三分来收取利息。
但问题是五均限死了物价、六筦垄断了末业,民间还有什么套利空间?这时候,还有谁需要贷款?
实际上,五均、六筦和赊贷政策,就是一种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因为它是要取消民间市场、禁止百姓从事农业以外全部致富活动。
那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均产,王莽不关心。王莽关心的是能不能复古。因为儒家的理想模式就是让百姓全都种地,而种地以外的末业,全由国家代劳。
所以,什么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纯属胡适想多了。而很多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实际上也是想多了。
人家王莽根本没想要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想搞什么穿越,而是要玩本本主义、复古主义和儒家原教旨主义。儒家经典怎么记载,那我就怎么改革。王莽改革不是向上仰望星空、不是向前革故鼎新,而是向后回望三代。
所以,王莽的其他改革,也都是新瓶装旧酒。其政策措施,要么是经典已经这么写了,要么是前人已经这么做了。
公元7年、9年、10年、14年,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但是,玩货币的祖师爷是汉武帝。汉武帝才是货币财政的高手。王莽的货币改革,跟汉武帝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汉武帝能把货币财政玩成敛财工具,而且真能敛财。而王莽的货币改革,只能叫折腾、叫明抢,最后把大新经济抢到了崩溃。
公元9年,王莽对中央官制进行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名。公元14年,王莽又对地方郡县进行改革,主要是改换地名。但是,公元前144年,西汉就对朝廷官制进行过改革。而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时期不仅调整了官制,而且还把历法和正朔给改了。
如果王莽真有新意,那就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改完之后,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官职头衔和州郡地名到底是啥意思。但熟读古书的儒家士大夫肯定知道,因为王莽就是照着儒家经典改的。
王莽的六筦之策,要对盐铁酒等商品实施国家垄断经营。但是,汉武帝早就这么干了。而六筦中垄断山泽之利的手段,甚至可以要追溯到周朝。
王莽的五均之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强势干预市场运行和直接管理物价。但这个政策也不稀奇。因为公元前110年,西汉就一直在这么干,而一直持续到西汉结束。
等等如上,凡是王莽推出的改革政策,要么是儒家经典已经明确记载了,要么是西汉帝国的曾经旧政。之前早就这么干了,甚至有些当时还在干,而王莽只是把这些政策工具全都打包了,形成所谓的五均六筦,然后一股脑地抛给整个天下。
但问题是:你王莽这么做,天下能不能接得住?
真心接不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莽不是什么贤帝,他实际就是一个大折腾。而国家最忌讳的,便是折腾。
很多古代昏君,你从初衷上分析,未必是一个大坏蛋。皇帝的固有认识是:天下就是自己家的、百姓就是自家子民。所以,有些皇帝对官僚和诸侯要多狠有多狠,却对百姓很好。
但他们为什么把自己搞成了昏君?甚至还搞到亡国?
一方面是士大夫写史书,史书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班固写史书,那王莽就必须是大坏蛋。如果王莽不是,那东汉的合法性怎么办。而对于打压士大夫的皇帝,那就必须怎么昏君怎么来。
另一方面是昏君太折腾。秦始皇能折腾,但秦二世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始皇帝去过的地方,秦二世也要去。隋炀帝杨广更能折腾,建东都洛阳、修大运河、筑雁北长城、三征高句丽。就这些事,随便拿出一件都够后世王朝折腾一世的。而隋炀帝呢?在位15年,就全给干一遍。
很多昏君与王朝灭亡的因果关系,往往就是折腾。
于是,王莽这套改革下来,大新王朝肯定招架不住。而这些还仅仅是内政。除了内政还有外交。匈奴、高句丽、焉耆、羌人,四面八方的胡人也全被王莽折腾了一遍。
内政折腾、外交折腾,那王莽的大新朝也就只能短命而亡。此时的王朝更迭,就真正伴随了天下流血和百姓屠戮。从西汉到新朝再到东汉,这是一个饥饿加混乱的血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给王莽这个大折腾冠以昏君或大坏蛋的称号,不算冤枉他。至于贤帝,你就是怎么算,也算不到王莽头上。
胡适等人为王莽的开脱,完全没有力度。王莽的初衷好、王莽的政策好,所以王莽应该是贤帝。如果这么说,那秦二世的初衷也不差,隋炀帝的政策也很好。以此类推,是非也就没了。关键是王莽以及王莽改革的初衷,完全不是胡适以为的那样。
反倒是《剑桥中国史》把王莽垮台归结为“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还算是有些力度的开脱。
但是,如果王莽没有不余遗力地搞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复古运动,那天下大乱能乱到改朝换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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