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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未雨绸缪的神操作？

1950年6月25日半岛战争爆发，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猛烈打击敌人，战争初期完全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攻势之凌厉，至7月5日，最先实施增援的美军第24步兵师先头部队，也被T34坦克揍得稀里哗啦抱头鼠窜，整个战场形势一片大好，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也处于歇斯底里之中。

然而就在美军先遣队被击溃的第三天，1950年7月7日，周公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紧急国防会议，与会人员包括我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未来的开国元帅，以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等。会议研判了半岛的战争形势，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保卫国防”的观点。

两天后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和分析，又经过两天后的7月13日，会议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同时做出了一个极富远见、极其重要的军事部署：动用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所部，立即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集结在东北边境地带，以防不测！第一批选择的精锐都是四野部队：第十三兵团所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以及第42军。

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概念呢？人民军在此期间已经取得节节胜利：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占领大田、7月31日攻克晋州，也就控制了半岛90%的土地和92%的人口，貌似全面胜利在即。而麦克阿瑟决定实施仁川登陆是在8月6日，美军正式登陆的时间则是1950年9月15日，换句话说，在人民军攻克大田之前、在美军仁川登陆前的两个月，我东北边防军已经奉命集结。

什么叫未雨绸缪？什么叫高瞻远瞩？这才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开国将帅们以丰富的战争经验和睿智的战场分析，很早就判断出战争形势有逆转的可能，必须做好足够的军事准备以防止局势恶化。仅这一层，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他的参谋长们，就差了点火候，他们仍然处在非常乐观的情绪之中，而周公的军事秘书，更是惊人地预判了仁川登陆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后期四野部队已经大举入关南下，留在东北三省的仅仅是东北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而野战军精锐已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各主力军分散在几千里的范围内，集结起来谈何容易？然而一声令下，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和所属各军，立即开始了从南向北的大规模调动，而在此之前，他们本来是一路向南、向南！

最初任命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粟裕将军，副司令员为肖劲光将军，然而由于粟裕病重以及肖劲光忙于海军建设，因此暂时都没有就位，东北边防军遂由东北军区司令员暂时代管，同时以第十三兵团部直接指挥各军。经过认真考虑，又任命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指挥班子转任第十三兵团，这波操作那是很有讲究的，因为邓华率部刚刚解放海南岛，证明军政素质完全过硬。

于是第十三兵团所属各军迅速收拢部队，火速向东北集中，其中第38军自河南信阳出动、第39军自河南漯河出发、而第40军要从遥远的广东归建（原定驻防地为洛阳），可谓是千军万马共同北上齐聚辽东，只有第42军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算是距离最近的。至1950年7月24日至26日，四个主力军全部到达丹东、凤城以及海城一线，堪称兵贵神速。

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没有想过什么仁川登陆，美韩军尚被包围在“釜山防御圈”里苦苦挣扎，而我东北边防军四个主力军加上配属的三个炮兵师共25万大军，已经在边境线完成了战略集结！如此准确的战略预判、如此神级的未雨绸缪，就问你服不服？

而这支东北边防军，正是未来志愿军的第一批参战主力，这四个主力军的及时集结和调动，为当年10月志愿军能够迅速出动援朝，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如何窃取爱因斯坦核弹机密？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经说过：“20世纪物理学的三大贡献中，两个半都是爱因斯坦的”。确实，爱因斯坦的贡献是无法用言语衡量的，更是不能用金钱所能标的的。

就像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维格纳所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爱因斯坦的庇护下”。

这些无比至上的赞誉，足以证明爱因斯坦有多么的伟大和聪明；但是，今天，我们不说爱因斯坦所做的贡献，只是聊聊在他那令人沦陷的颜值背后，他有多么的多情，以至于他“招惹”了苏联美女特工，导致后者从他那里“窃取”了核弹秘密。

本文从两人的咖啡馆邂逅、沦陷后的专属爱巢、核弹秘密泄露等3个部分说起。

一、寂寞才说爱，爱因斯坦与苏联美女特工的初次邂逅

著名巫峡小说作家古龙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寂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空虚，一种令你发狂的空虚，纵然在欢呼声中，也会感到内心的空虚、惆怅与沮丧”。

可见，寂寞有多么难忍，寂寞有多么难耐，尽管周围充斥着对自己的欢呼雀跃，寂寞的自己也会赶到一丝莫名的孤独。

爱因斯坦便是如此。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早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到处演讲、剪彩、出席盛会，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新闻的头版头条，一瞬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可是，甘苦自知，外表光鲜的爱因斯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兴，他太寂寞了，因为他最喜欢的妻子艾尔莎去世了。

艾尔莎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的表妹、堂妹，更是最懂他的人。

每当爱因斯坦因为写不出方程式而感到无比烦躁时，只有艾尔莎知道是放莫扎特的小夜曲，还是该放舒伯特的交响曲给他听。

每当爱因斯坦思念家乡时，只有艾尔莎知道应该给他朗读歌德的《浮士德》，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甚至，爱因斯坦在晚上的洗澡水，是该凉一些，还是热一些，也只有艾尔莎知道。

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

就是这么一位善良、细腻的艾尔莎，在后来，因病去世了，长使爱因斯坦泪沾襟。

当这个消息传开后，有很多女性对事业如日中天的爱因斯坦开启了“倒追模式”，其中，不乏一些富家千金、时装模特、电影明星。

可是，对于这些面容姣好、身材妖娆的大美女，爱因斯坦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对艾尔莎念念不忘，每当寂寞的时候，他都会一个人发呆似的注视着墙上挂着的艾尔莎的相片。

直到有一天，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他遇到了一位容貌绝伦、身材凹凸有致、气质深沉高雅的苏联美女，他寂寞的心灵才有了“春天”的欲望。

这位美女便是苏联特工玛加丽达，她是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特意为接近爱因斯坦而训练的一只超级“燕子”。

与许多谍战剧一样，这一只超级“燕子”奉命在这家咖啡馆与爱因斯坦偶遇。

为了掩人耳目，让这次偶遇更逼真一些，玛加丽达和一群女伴们来了到咖啡馆，进来后，她与爱因斯坦相邻而坐。

在与女伴交谈时，玛加丽达充分表现自己，一方面，她抨击了希特勒的种种不端行为，表达了自己对罹难犹太民众的同情，而旁边的爱因斯坦恰巧是犹太人，这些不经意间的只言片语吸引了正在叼着烟斗、独自仿徨的爱因斯坦。

另一方面，她点评了欧洲的古典音乐，赞美了欧洲绘画和小说，侃侃而谈的高谈阔论让邻座的爱因斯坦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爱因斯坦已是公众人物，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何况这位有备而来的“燕子”。

她用娇羞的语气主动地向爱因斯坦搭讪：“您想颠覆一切物理学传统吗？”

说完，用“放电”的目光注视着爱因斯坦。

在频频的“触电”下，爱因斯坦很快对眼前的这位美女有了兴趣；而玛加丽达更是用力地卖弄着自己的学识和“风骚”，争取将眼前的“猎物”成功拿下。

为此，玛加丽达还上演了甜蜜蜜的“苦肉计”。

就在两人兴致勃勃地交流时，玛加丽达的老公突然走进了咖啡馆。

他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叫谢尔盖·科涅库夫。

见到自己的妻子与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在交流，谢尔盖非常高兴，他诚恳地向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尊重，并告诉爱因斯坦：“我们是旅美欧洲人。”

同时，为了迎合爱因斯坦，谢尔盖还说自己和老婆都是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分子，愿意在反战活动中追随爱因斯坦这位反战领袖。

谢尔盖的这些高尚的理由，无法让爱因斯坦拒绝，所以，从此，他们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每当爱因斯坦发脾气时，玛加丽达就会感到爱因斯坦家里，为他弹琴、唱歌；每当爱因斯坦买不到自己喜欢的烟丝时，玛加丽达都会专门开车前往外地购买；每当爱因斯坦高兴时，玛加丽达都会端上自己亲手烹制的香喷喷的德式烤肠，陪他一起共度良宵。

异性的这些关心，对空虚寂寞的爱因斯坦来说，是难以抗拒的；久而久之，爱因斯坦终于拜倒在了玛加丽达的“石榴裙”下。

二、情到深处，爱因斯坦冒险在办公室给玛加丽达准备了一间“专属爱巢”

著名诗人徐志摩曾经写下一段经典的爱情语录：“你早已成我灵魂的一部，我的影子里有你的影子，我的声音里有你的声音，我的心里有你的心；鱼不能没有水，人不能没有氧气； 我不能没有你的爱。”

爱因斯坦把玛加丽达视作上帝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他就像徐志摩先生写得那样，不能没有玛加丽达的爱，更不愿意离开玛加丽达半步。

那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有的是办法。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爱因斯坦特意建立了两人的“爱巢”，玛加丽达还将这间堆满科学著作的小屋装扮成温馨舒适的“家”。

就这样，爱因斯坦与这位有夫之妇在这件“爱巢”里幽会了好几年。

期间，玛加丽达趁机窃取了不少重要的内部科技文件，但是，这些内部科技文件并不是苏联克格勃想要的核弹秘密。

虽然爱因斯坦对玛加丽达爱得死去活来，但是，毕竟爱因斯坦是一位有原则、智商完全在线的人，每当玛加丽达因为“好奇”询问自己有关科研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谨言慎行，不愿透漏过多的信息。

三、玛加丽达的手段与爱因斯坦的大格局

一计不成，还要想着第二计。要不然特工的潜伏工作就会半途而废了。

所以，从爱因斯坦旁边得不到任何情报的玛加丽达，想起了第二招。

她以旅美欧洲著名反战人士与女艺术家身份顺利地打入了美国顶层女性的朋友圈，比如，她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利诺·罗斯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女性朋友，她们经常在一起喝些下午茶，经常在一起参加一些反战、慈善活动，一刹那，她们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这让玛加丽达的潜伏工作做得更为隐秘、更为逼真。

就在玛加丽达还在努力潜伏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成为了她长期潜伏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让她以及她背后的克格勃看到了希望。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连续投放了两枚原子弹，一枚号称“小男孩”，一枚号称“胖子”，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原子弹，它的威力震惊了世人。

就在大家对原子弹的威力颇为震惊之时，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同意了玛加丽达的请求，在普林斯顿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与玛加丽达的上线见了面，提供给这位上线有关原子弹的部分核心秘密，甚至，他还给克格勃的有关人员写了一封有关原子弹的密函。

此后，玛加丽达的这位上线，对玛加丽达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为间谍奇才，对她成功诱惑爱因斯坦颇为赞赏。

其实，玛加丽达太小看爱因斯坦了，她没有想到爱因斯坦的格局比她自己以及她的上线要高出很多。

就在玛加丽达大功告成，即将返回苏联时，她出于自己的真心，向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初衷。

一是，她真心的流露出自己对爱因斯坦的真挚爱情，这一点从她回到苏联后，一直与爱因斯坦保持联系可以看出；二是临走之前，她向爱因斯坦表达出了自己对他的愧疚，她告诉了爱因斯坦自己在克格勃的身份，希望得到爱因斯坦的谅解。

就在玛加丽达愧疚之余，她没有想到爱因斯坦会原谅自己。

爱因斯坦直接说道：“原子弹具有超常的杀伤力，它可以改变人类的思维，为了人类以后的长久安全，我们应该一起想想办法。”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早已看穿了玛加丽达的身份，只不过他不想点破而已，他向苏联的克格勃透漏自己的秘密，也绝非因为玛加丽达的诱惑而不能守住秘密，只是因为他有更高的格局，他想让核力量处于更为均衡、更为合理的状态，他不想让美国一家独大。

如此说来，在爱因斯坦眼中，只有促成东西方阵营的合理均衡，才能有效制衡核武器的使用，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出现，以此，保护人类与大自然的安全。

不过，对于爱因斯坦是否泄密，美国有关方面的一些学者有另外的说法，他们并不认为是爱因斯坦泄密，也从不认为玛加丽达会成功策反爱因斯坦。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争论。

不过，话又说回来，玛加丽达为了成功窃取情报，可以对爱因斯坦以身相许，可以与爱因斯坦长期幽会，他的丈夫谢尔盖岂会轻易答应？

不要忘记，谢尔盖也是一位名人，他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如果他容忍了妻子与爱因斯坦的亲昵，他就应该知道克格勃的“秘密”，或者说，他早已被克格勃灌输了“庄严使命”，让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甘愿为玛加丽达和她背后的克格勃打下手。

如果说爱因斯坦出于全世界核力量的平衡而告诉玛加丽达一些核秘密，无疑，爱因斯坦是伟大的，是他的“泄密”保护了全世界核力量的平衡。

这正应了维格纳所说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爱因斯坦的庇护下。

如何树立国家安全观？

实现中国梦的每一步，离不开国家安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每一步，离不开国家安全；推动改革发展的每一步，同样离不开国家安全。没有了国家安全，稳定的秩序都将失去，更别提人民群众所渴望的理想信念了。可见，树立国家安全观念，是每一个追求民族复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分分钟都要记得的“头等大事”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是指中国的主权独立、团结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及其他国家根本利益的安全的总和，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该罪名共涉及3类12个罪名，按照我国保密法及相关规定，下列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一）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这类犯罪对象中，除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规定的国家秘密、军事秘密这些相对抽象、宏观的犯罪对象外，还包括情报、国家绝密、机密文件、物品、资料。所谓情报，是指除国家秘密以外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尚未公开或不宜公开泄露的、影响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况和材料。不公开的单位内部情况、正常的情报信息交流不应理解为这里的情报。而国家绝密、机密文件、物品、资料，则以信息附着着的有形、物质化的载体为犯罪对象。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该条款中“境外机构”为我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的官方机构，包括这些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或代表机构。“境外组织”为我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党、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包括这些组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组织等。“境外个人”指不隶属于任何境外机构、组织的境外人员。这里的境外范围包括港澳台地区。

行为方式表现为：窃取，是指通过盗取文件或者使用计算机、电磁波、照相机等方式取得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刺探，是指使用探听或者一定的侦察技术获取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窃取与刺探没有重要区别；收买，是指利用金钱、物质或其他利益换取国家秘密或者情报；非法提供，是指违反法律规定，将国家秘密、情报直接或者间接使境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知悉，通过互联网将国家秘密或者情报非法发送给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的，属于非法提供。

只有人人心中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形成全民的安全观念。正如习总书记讲到的：“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

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上刺蒋失败之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面悬赏10万大洋通缉王亚樵，一面严令戴笠集中一切力量追捕王亚樵，“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身边“四大金刚”余立奎的老婆余婉君经不住特务的诱惑，出卖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行踪，并亲自作为诱饵前去诱杀王亚樵。可怜身经百战的“杀手之王”王亚樵太信任这位兄弟的“老婆”，在赴约见面时被埋伏的军统杀手围攻，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如此痛恨抗日有功的王亚樵？在王亚樵死后，他的斧头帮和四大金刚又都做出了什么选择？

“杀手之王”王亚樵

王亚樵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先后七次被通缉，并最终在第七次通缉时遇害。我们就从这七次通缉来回顾一下“杀手之王”的一生。

第一次通缉。王亚樵于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这里还诞生过清朝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晚清重臣李鸿章。

作为李鸿章和许多淮军将士的故乡，磨店乡的民风尚武，王亚樵自幼就喜爱练习武术，后来跟随其师傅学习了一手好拳脚，而且枪法也相当不错。1906年，王亚樵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于是便和同乡的几位伙伴开始闯荡江湖。

王亚樵一行人先是参加了同盟会，在安徽投奔了革命军。此时革命军安徽都督柏烈武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见到王亚樵等人来投，非常高兴。当即任命王亚樵为合肥革命军司令，但是没人没枪，要王亚樵他们自己去筹办，组建革命军队伍，宣布合肥独立。

新官上任的王亚樵确实也有一番雄心壮志，他决定亲自回乡招兵。结果他刚走没多久，清政府的安徽巡抚就派兵扫荡了他们这支力量极其薄弱的合肥革命军，同王亚樵一起出来的同乡全部被杀害，而王亚樵的第一张通缉令也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第二次通缉。在安徽被清政府通缉之后，王亚樵不敢在安徽继续待下去了，于是跑到南京，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可是偏偏又被任命为社会党安徽支部部长。这下王亚樵又的回到安徽发展社会党的组织。

但是此时安徽军阀倪嗣冲正在疯狂屠杀革命党人，王亚樵又差点被捕，不得已只能于1913年逃往上海，这个时候王亚樵又被发了第二张通缉令。

第三次通缉。到达上海后的王亚樵生活非常窘迫，只能和朋友们一起做苦力为生。此时恰逢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惨遭失败，王亚樵便给孙中山写信建议对北洋政府的主要人物进行暗杀。而暗杀手段恰恰又是孙中山最为痛恨的一种手段，便断然拒绝了王亚樵的建议。

随后王亚樵跟随革命党人韩恢到苏北一代组织起义，但是很快计划就败露，韩恢被捕后遇害，王亚樵侥幸逃脱但第三次上了通缉令。

第四次通缉。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王亚樵意识到没人、没枪根本不可能做成大事。曾经在上海底层生活过的他决定利用上海的帮派势力，大展身手。

这次回到上海，王亚樵联络了一批安徽同乡的工人，并且利于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建立了一个出具规模的帮派。在与青帮的械斗中，安徽同乡会手持短斧，各个不畏生死，很快便在上海滩打出名气，王亚樵的“斧头帮”也正式形成。

由于此时上海滩的贩毒、赌场、妓院等生意已经被青帮垄断，“斧头帮”仅靠收点保护费很难维持生计，于是王亚樵想到了一个新的“生意”，那就是绑架和暗杀。没想到这个生意给斧头帮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甚至吸引了政界、军界的大量“客户”。

1923年11月，王亚樵接到一单大生意：刺杀江苏省警务处处长徐国梁。面对数目不菲的报酬，王亚樵接下了这单生意，并于当月10日派出杀手将徐国梁在浴室中乱枪打死。但是徐国梁的死，引起了江苏都督对斧头帮及王亚樵的疯狂报复，王亚樵也由此第四次登上了通缉令，并避难浙江。

第五次通缉。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王亚樵为安徽副宣慰使，在安徽境内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但是耐不住寂寞的王亚樵还是联系了一批地方力量，直接在洪泽湖起义，在坚持了几个月之后，起义失败，仅王亚樵等少数人逃脱，并被第五次通缉。

第六次通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上海滩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均投靠了蒋介石，并配合其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借机对斧头帮进行大规模打压。

看到斧头帮被蒋介石和青帮联合打击，王亚樵大怒之下与蒋介石彻底翻脸，并开始反蒋。结果蒋介石就给王亚樵开出了第六张通缉令。在蒋介石看来，上海滩势力更大的青帮杜月笙、黄金荣等才是他要拉拢的对象。

第七次通缉。被老蒋通缉的王亚樵，先后安排杀手对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及蒋介石本人进行暗杀。但是，随着王亚樵参与发生在1932年4月29日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的行动，蒋介石暂停了对王亚樵的追捕，并派戴笠带着四万大洋去招安王亚樵，但是王亚樵杀蒋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在1935年刺蒋行动失败后，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约见余婉君时，被诱杀。“杀手之王”传奇的一生还是被杀手终结。

“斧头帮”和四大金刚的命运

在王亚樵身边，最有名气的非“四大金刚”莫属：负责联络及武器的郑抱真；负责军事的余立奎；负责政治的余亚农和负责行动的华克之。“斧头帮”成立后，能够在历次暗杀中取得成功，这四人功不可没。

王亚樵死后，“斧头帮”立即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处境，由于在蒋介石和日本人都想除掉斧头帮，因此任何人都不敢在扛起这面旗。而斧头帮数千帮众本身大多就是工人阶级，有妻儿家庭，在没有领导组织之后，为了生计很快就解散各奔前程去了。

下面重点了解一下“四大金刚”的结局。

四大金刚之华克之。王亚樵死后，华克之由于是数次刺蒋的主要执行人，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1937年，华克之秘密投奔延安，并且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但是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如果华克之留在延安，可能会给蒋介石留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理由。

因此在中共的安排下，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并且功勋卓著。1939年，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介绍下，华克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华克之担任国家内务部副部长，继续从事国家安全工作。后受潘汉年案的牵连入狱，平反之后的华克之被安排在报社担任编辑，1998年1月7日逝世，享年96岁。

四大金刚之郑抱真。1938年3月，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兼安徽省主席，郑抱真在安徽当地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担任司令，后来郑抱真响应号召，率部加入了新四军，被任命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1940年在新四军江北总指挥张云逸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郑抱真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郑抱真调任津浦路联防司令，后随新四军北上进入东北工作了三年。

1949年合肥解放后，合肥由县改市，郑抱真出任合肥市第一任市长，1954年因病去世。

四大金刚之余亚农。在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期间，余亚农是郑抱真的上级，不过担任的是第五路军总指挥，而郑抱真是在第一路军第二支队任职。由于余亚农部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合作较好，遭到国民党忌恨，后被桂系部队包围缴械，余亚农被捕获释后便在家经商，不再过问时事。

解放后，余亚农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人民政府委员及安徽副省长等职务，1959年去世，享年72岁。

四大金刚之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的余立奎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讨袁之战，在跟随王亚樵之后，成为斧头帮及“铁血锄奸团”的骨干力量。

1935年刺蒋行动失败之后，余立奎和王亚樵逃到香港避难，在香港时余立奎不幸被捕，而王亚樵逃脱。后来余立奎被引渡到南京，并被判处死刑，但是死刑一直没有执行，遭到长期监禁的余立奎于1948年被释放。

解放后，余立奎担任南京救济分会监委会副主任。1951年，余立奎回到安徽，先后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常务委员以及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王亚樵带着“四大金刚”以及斧头帮数千帮众，在抗战爆发后作出了巨大贡献。即便在王亚樵死后，他的几位左膀右臂除了余立奎身陷囹圄外，其他几位都在各自的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后，他们又身居要职，足以见证国家对他们功绩的肯定。